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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毋宁是说,中国新型的官僚企

发布:admin09-04分类: 无遮羞中文版免费大全

    有趣的是,在中国对内债务高悬,信用流失严重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信用却保持了相当良好的纪录。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在给予中国“正面”评级的时候,它的一位评级专家多少有些困讶异地表示:中国目前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一个人均产值仅为一千美元左右的国家而言是相当高的。他解释说,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债水平不高。的确,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相比,中国2286多亿美元(2004年)的外债规模似乎不值得一提,长期的贸易顺差纪录看上去也很让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国对外赢得高信用评级多少是以对内信用的下降为代价的。这里面存在某种不易察觉的替代关系。高额的外汇储备虽然赢取了强大的对外形象,但却大大增加了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从外部输入通胀);类似馈赠的外资优惠政策虽然赢得了节节增加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但却廉价输出了土地、劳力、税收。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从国际社会极力争取到的那种并不牢靠的恭维和主权信用,是以损害本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攘内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才具备。当然,它符合中国在外部世界一贯推行的“形象战略”——维持并推销一个强大的外部形象,并同时借外国人之口将这种形象“出口转内销”以增加合法性资源。
    有人曾经生动的将中国改革比喻成“抢钱”。但1992年“南巡”到1990年代中期宏观调控完成之前,基本上处于“乱抢”状态。即民间、官方一起抢。这种疯狂抢钱不仅差点抢出了金融危机,也差点把中央抢空,抢成一个空架子。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重新拿回驾驭局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中国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25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2000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著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3~5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有中国经济学家曾经通过“定量”(在许多人那里,定量意味着科学)分析测算出,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不知道这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测算出这个很有点唬人但其实非常荒谬的数据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要素资源完全处于官僚体系的垄断之中。在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是计划的,但需求却是竞争的;在金融市场上,供给是计划的,需求却是市场的。这其中哪里还有没有半点市场化的气味?如果一定要说这具有的某种市场化的成分的话,那么,这种半吊子的受操纵的市场化,只能说是“坏”的市场化。通过这种要素市场配置出来的要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极低。(尤其是对于国内公民)。在中国的要素资源中,最具有市场化色彩的,就是毫无稀缺性可言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要素配置结构,那些无法融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要素)的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官僚企业(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处境),唯一的能够从市场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只能是廉价劳动力。为了维持这种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就只能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想方设法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中国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涨工资的事实,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这种恶性循环。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集团通过要素垄断对中国市场社会的隐蔽但极其深重的盘剥。一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披露,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由各种税外交费、政府摊派以及公关、招待费用所构成的所谓企业“三项支出”相当惊人。其中一份对1257位被访业主的调查显示: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16240.3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份调查却显示,这些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却呈现不涨反跌的趋势。
    与边界明晰的传统工人及农民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成为中国都市媒体中的主角,但他们的阶级形象仍然异常模糊。就连那些天天谈论着这个阶级的中国知识界,也似乎只是在谈论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的东西。当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来自西方经验的西方中产阶级。至于在那些浅薄而狡猾的中国媒体那里,中产阶级则完全沦落为一种具有十足引诱意味的商业广告。中产阶级对当代中国的巨大诱惑力,可能正是来源于它的这种朦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满诱惑,乃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陌生。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热烈追逐,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与城市拆迁问题类似,以公共利益名义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则是权力败坏市场的又一例证。农民是农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本应成为土地转让价格的主要决定者,然而,当中国的官僚集团以政府名义用极低的(按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又以极高的(按商业或工业用途评估)的价格转让,或者干脆出于政绩和私利将土地白白送给外商或者其他合谋者的时候,农民的权利顷刻之间化为齑粉。显然,这是在“自愿交易”掩盖之下的又一场欺诈和剥夺。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整体福利的改进,有的只是利益的转移以及对全社会公平基础的损害。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纪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征用与城市拆迁问题一道,正在成为频繁引发群体抗议事件又一根导火索。事实上,这也是导致中国农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不断滑向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发生这样的反常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被剥夺了土地权利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可能的农民,就是完全被抛弃在经济结构之外的农民。鉴于中国农民人数之多,农民人均拥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之重,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剥夺将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问题,毫不夸张的说,它可能影响中国未来100年的历史,其意义远远超过城市拆迁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引发的将不是一两场零星的骚乱,而可能是一次此起彼伏的长期革命。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论及,但现在就必须指出的是,当内部的权力结构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市场同样可能产生剥夺,甚至是更加深刻的剥夺。这可能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市场浪漫主义者所不屑于看到的。但显而易见,此类强买强卖,巧取豪夺的“市场剥夺”,在中国的市场活动中已经是一种俯拾皆是的经验事实。
    与传统的银行坏帐生产线相比,中国新型的金融坏帐生产线的“产能”也不容小觑。在2004年,中国国有证券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范围几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证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贷款等多种形式予以拯救。据估计,中国国有证券系统隐藏的坏帐在2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中国银行动辄上万亿的数字似乎相比并不惊人,但与中国券商的资产规模相比,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比率。在中国另外一个资产规模不断膨胀金融产业保险业中,险情也不遑多让,其流动性风险以及在未来的偿付能力都让观察家非常担忧。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券商以及中国的新兴的资本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产物,而就是这么一个改革的产物,现在却成为了毁灭财富和金融腐败的代名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制造坏帐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谓传统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是改革时期新型官僚企业的典型代表)。这毋宁是说,中国新型的官僚企业才是制造金融坏帐的真正祸首。
    与党内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改革集团也开始异军突起。他们既是中国初期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在中国民间最有力的响应者。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知识界一直是改革最为显眼,也最强大的推动集团之一。虽然也有多次校园运动具有独立批评政府的倾向,但从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改革积极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当时,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信仰共同体,中国知识界无疑是中国改革最热情洋溢的鼓吹者。最能体现这种热切和兴奋的,莫过于1984年在建国35周年的庆典上,北大学生自发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民间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在1980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30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鎔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1989年之后在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1993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1989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鎔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的道德脆弱性,共产党政权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在2004年秋天郎咸平教授掀起的那一场火爆争吵中,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的所有制性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按照传统的划分,集体企业的海尔当然属于典型的民营企业,但问题是,一个民营企业怎么会被青岛国资委赫然列入监管名单?对于这个疑惑,青岛国资委的办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说”,属于“内部秘密,不便对外透露”应付。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1992年之后在中国逐渐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们就不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了。
    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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