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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鼠仓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

发布:admin09-04分类: 无遮羞中文版免费大全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广泛的通过市场交换来增进个体福利的机会,所以只要解除抑制,市场增进福利的示范作用,就足以使市场交换在广大的领域内得到拓展。在这种时期,交易资格的获得,要比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场有效的其他条件(比如交易双方的权利平等、信息对称以及社会信任的程度等等)更为重要。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权利,市场交易给(为一直被禁锢在传统命令体制中的)中国人所带来的,不止是一种自由,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改进。这是市场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后,在中国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将此称作市场的恢复性发展。原因之二则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对市场有后发的学习优势。这种学习优势足以导致市场在短时间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电信市场、IT市场等等市场的迅速发展,无不建立在这种后发优势之上。而发达国家建立这些市场则经过上百年漫长的摸索和实践。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过仅仅十多年(更确切的说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之后,中国自有住房比例已经达到了70%以上,一些城市更超过80%,这比美国、英国的60%的比例还要高出很多。这种发展速度就包括了对信用贷款、楼房预售等市场销售技术的模仿和学习。在手机市场上,中国目前已经拥有6亿部手机,而在十年之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中国人口比例的1%。这说明,在一个初级的市场社会,无论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场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场机会的广泛存在和后发国家的学习优势都足以使市场迅速扩散。这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几乎与制度优劣完全无关。这种粗放型的市场发展,究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多少份额,我们无法准确计算,但它肯定是中国25年经济增长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而正是这一部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福利改进的经验证明。
    在整个改革时期,通过对金融企业这种所有制性质及主要官员的人事控制,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官僚体系的一个附属物,变成官僚体系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个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阶段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还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悲剧性发展即由此而生。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GDP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动了同一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FDI、财政补贴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勿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勿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或许,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彻底退化了的国家官僚集团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他们所必须做的。
    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几乎完全是一体化的,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种转移只需要领导人的一个指示就可以达成。事实上,1998年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2700亿特别国债,就是金融坏帐转变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名义上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的几万亿不良资产,最后的买单人也只能是国家财政。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隐性但却是真实的财政负债。既然是负债,那就是要还的,既然要还,那就要看国家作为最后还款人是否具备还款能力。不管这些债务是对内(对国民的负债)还是对外负债。那么,中国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文革“而“六四”,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1989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六四”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六四”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即便魅力如邓小平,为市场正名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业。我们无法判断邓小平是从哪里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灵感和决心,但有两件事情肯定启发和鼓励了他。一是农村改革,它几乎魔术般的消灭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区的开放城市地区的“搞活”,它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消费繁荣的体验。这种经验无疑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能。市场,是一种独立于传统官僚体系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是一种来自底层的自发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于仍然存在严厉的管制,中国的市场潜能只是若隐若现的一种希望。但这毕竟是一种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当中国改革和增长在90年代初双双陷入泥淖的时候,邓小平就毫不犹豫的将全部希望托付给了市场。事实上,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一王牌。在其他的增长机器几乎全部失灵的情况下,邓必须飞快的转动市场这只轮子,才可能让经济增长重新上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场——这只看不见但法力无边的巨手,正式成为中国经济(与中国官僚体系并行的)另外一种关键的动员力量并推动经济增长。从此之后,在中国被幽闭了40年的市场机器开始像发了疯似的高速运转。
    在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阶层架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上层,一个人口巨大的市场阶级下层,而处于中间的则是那些为官僚利益集团代理租金业务的所谓白领阶层。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个庞大的充满着生存竞争的底层,进而通过这个阶层的汗水,中国不仅创造一个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顶层,也支持了世界市场价值链地基本秩序。中国的底层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这是对国有投资比重一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44.6%。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来完成的。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资本仅仅3亿元的私营企业,在一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30多亿,准备投资一个106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一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在中国发生的所谓邓小平奇迹,准确的说是一次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奇迹。而邓小平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于这个改革,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农业问题专家曾经感慨的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他当时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然而,与邓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个由邓小平的两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试验继而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神奇的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潜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发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使中国农业跃上了1984年的顶峰,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环境已经大变,联产承包——这种曾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过渡性土地制度的潜能已接近油尽灯灭之时。确切的说,这个主要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潜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释放到了极至。只不过,这一点远不如今日这般显眼而已。
    在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中,老鼠仓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从国有物质部门、国有外贸部门到国有银行、国有券商、其历史结局无一不是创造了一批富翁之后,再留下一笔巨额坏帐。如今,这种老鼠仓模式又开始在电信、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蔓延。一篇报道曾经披露,中国某省高速公路一个普通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这篇报道激起了广泛的惊讶。但如果将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个供行业分利集团洗钱的老鼠仓,我们就丝毫也不会对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国高速公路投资基本上都是利用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而来,属于典型的公共资产。将(通过政府权力或信誉并以公共福利名义)公共资金利用“市场”名义尽快的化为小集团的个人财富,正是这类官僚企业的本来目标。滑稽的是,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竟然将这种赤裸裸的洗钱行为称之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这种“企业自主的洗钱行为”在中国垄断企业中动辄数十万的年薪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这种所谓的“企业自主行为”其实是企业完全失去了财务约束的表现。可以判断的是,这种毫无财务约束的“企业”行为带来的后果,将是公司被不断淘空、继而是公共资金对它们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对这种淘空之后的挹注,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市场化的叫法:资产重组。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标准的洗钱剧目。
    在中国改革的整个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农村的就地流动,即大量农民在本地从农业转向乡镇工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乡镇企业吸收就业人口数量自不必说,仅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就达到1000万之谱。用人口流动的趋势来描绘这一阶段中国的增长轴心是非常贴切的。这种增长的奇特的动力分布与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停滞了鲜明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仍然是农民的改革,其增长仍然主要是下层阶级用汗水创造的增长。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学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改”走了300~500亿元。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1/3的存款,却只得到了1/10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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